“北京的酒吧已經很歐美瞭。”馥樂這樣評價。不過在很多人看來,這種滋生在後海的酒吧文化,卻不那麼對味。這些人中,既有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也有像馥樂這樣生活在這裡的外鄉人、旁觀者。

那年春天,杜匯開始帶著馥樂一起走過他的“成長軌跡”。在選取入畫地點時,杜匯選擇瞭與自己關聯最緊密的地點,因為隻有這樣,他才能往畫作裡投射更多的感情,從而畫出更打動人的作品。最初,杜匯選取瞭15個與自己有著深刻聯結的地方。最終,北京圖書大廈、西城圖書館因為“過於個人”的原因被杜匯排除在外。而杜匯的母校首師大則因為翻修瞭校門和主樓,看起來和過去完全不同瞭,讓他沒有瞭當年的感覺,無法調動起當時的情緒,也被放棄。

來到北京快兩年瞭,馥樂對北京的認識也日漸豐滿起來。如果說她在旅遊的時候隻是浮光掠影地看瞭北京,而在這裡工作的日子則讓她更加體會到瞭北京的風貌。馥樂眼中的北京是方正的、規矩的,還會給人端正威嚴的感覺。但與這種感覺並行的卻是城中人的隨和以及城市具有的濃厚生活氣息。更多的人願意把這種氣息稱為煙火氣——這是作為居住者的馥樂對於北京的感覺。一座方正的城,卻生活著圓融的人。而一座城市能夠給人留下怎樣的印象,其實與城中生活的人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是能在馥樂的言談中清楚感覺到的。

這次展覽源於杜匯和馥樂朋友的建議。2017年春節期間,杜匯受紅門畫廊邀請,到費傢村做駐地藝術傢。當時馥樂是畫廊負責駐地項目的工作人員,二人由此結識。當時就有藝術傢朋友建議本地畫傢杜匯和外來畫傢馥樂一起畫一個主題。杜匯覺得,二人的合作內容可以是“畫一畫北京”。但北京太大瞭,甚至可能一城之間而氣象不同。作為北京男孩兒,杜匯深知很多北京人隻在自己的傢、學校或者單位附近活動,他自己也是到瞭十四五歲,才第一次獨自去瞭與故宮隻隔幾條街的王府井步行街。“北京的東南西北有這麼多個城區,我也不可能代表這麼多人,不想也沒法泛泛地講明白北京,索性就從我生活的區域出發,以小概大,選擇十幾個跟我經歷很相關、有共鳴的地方記錄台中西屯區月子中心下來。”

展覽上的畫作都是20厘米見方的小幅作品,佈置在展覽所在地的墻上可丁可卯。對於這種安排,擬定畫作內容的杜匯解釋:“這是樂姐定的,得聽她的。”馥樂則在一旁歡快地補充道:“這樣很可愛啊。”

杜匯從偌大的北京城裡挑出瞭12個與自己有著很深聯結的地點,兩位畫傢分別進行獨立創作。杜匯采用油畫的形式,在畫作中重現瞭自己生活過的大楊傢胡同、新街口丁字街、後海、景山公園、北海公園、小醬坊胡同、西四、地質禮堂、故宮角樓、電報大樓、紫竹院、中央美院等12個地點,而馥樂則用丙烯顏料在亞克力板上較為抽象、寫意地表現她心中的北京。兩種不同的呈現方式恰恰是兩人對於北京不同印象的寫照:杜匯眼中的北京是具象的生活過往,而馥樂則更多以一種旁觀的心態來看待這座城市。

合作夥伴馥樂願意跟隨杜匯的成長足跡創作,她也期待將來能將這種合作方式繼續下去,由她帶著杜匯在臺北挑選若幹自己最想畫的地方,再由二人分別據其進行創作。

展覽呈現出瞭不同視角之下的不同解讀:兩位青年畫傢一個是土生土長的北京小夥兒,一個是在倫敦、愛丁堡、日本山梨縣等地都有過生活學習經歷的臺北姑娘,他們用各自的視角看北京、畫北京。

記者註意到,無論是畫展的分享會還是采訪的時候,杜匯一分鐘都沒有坐台中北區月子中心下,一直站著,時不時來回走動一下,進行講解。這與他的創作習慣有關,在創作階段,杜匯起床吃過東西後就一直站著畫畫,每天都會畫8個小時以上。“畫完就睡覺,因為基本上一天就過去瞭。”杜匯這樣說,“有時候這一天要是能畫上特別精彩的幾筆,睡覺都踏實。”

1選取十二個地點兩人分別獨立創作

記者提起倫敦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些像北京,馥樂則覺得倫敦生活成本很高,光是維持一個住的地方就很不容易,更不用說要找工作室。而在那裡從事藝術工作可能需要從念書開始積累資源。“再加上我覺得西方對於亞洲藝術傢其實沒有這麼包容。很多觀眾還是會用相對既定的想法和眼光看待藝術傢和作品,覺得你應該做出什麼樣的作品,甚至是他們想要什麼樣的作品。如果一個藝術傢不夠成熟的話會很受影響的。”馥樂這般說,“北京處於發展階段,藝術傢、畫廊其實都在摸索著往前走,包容、寬泛一點,對藝術傢來講自由一些。”這樣的北京讓馥樂有瞭一個基本的判斷,“藝術傢都很向往這樣的地方”。

這樣的差異還很多:杜匯在畫缸瓦市附近的小醬坊胡同時就著重表現瞭自己中學時住的父母傢,馥樂則畫瞭許多胡同小院門口都有的紅色對開門;在西四,杜匯選擇瞭具有地標性質的新華書店,而馥樂則選擇瞭邊上一座玻璃結構、具有現代氣息的建築;在許多西城學生少年時都去過的地質禮堂,杜匯展現瞭地質禮堂的內景,特別是具有上世紀九十年代特色的旋轉樓梯、古樸的拉花裝飾,馥樂畫瞭禮堂的外立面。

讓這次合作畫展引人註目的正是生長於斯的本地畫傢與作為旁觀者的外來畫傢在不同視角之下的不同解讀。馥樂在來北京之前,曾經在臺北、倫敦、愛丁堡、日本山梨縣等地都有過生活、學習的經歷,這使得她作為一名旁觀者的視角與感受會顯得更為純粹。

兩位畫傢有著幾乎完全不同的成長經歷,杜匯從小學開始學畫畫,一直都是美術特長生,直到大學就讀美術專業,畢業後又在中央美院讀研究生。除瞭大學畢業之後曾在日本學習一年以外,他一直在北京生活。馥樂則是從高中開始學畫,大學學習建築專業,畢業後又在英國的倫敦、愛丁堡工作學習,一年多以前才來到北京工作,她與北京的聯系更為純粹。二人對北京有著大相徑庭的觀察角度和體會方式,呈現出的作品也就不同。

杜匯則說,他中學時常來這裡玩,有時是來這邊的遊戲廳,有時是在這裡捉迷藏,他還有過在沒凍瓷實的湖面上落水的經歷。對於杜匯,哪怕時移世易,這裡仍然是他的樂園,也是他的“秘密基地”。在馥樂看來這裡卻沒有“秘密基地”該有的樣子,反而很商業,彌漫在空氣中的,更多是熱鬧之外的喧囂和浮躁。兩人是2017年5月去後海采風的,但“這幅畫是最後畫成的,直到今年展覽前夕才完成。”馥樂這樣說,可見創作那時的後海對馥樂來說難度不小。

杜匯筆下的台中西區月子中心評價新街口,或者說是他心裡對新街口最深的印象,是曾經開在那裡的麥當勞餐廳。與此相對的是馥樂在畫面上呈現瞭一幅新街口丁字路口的俯視圖。“我最開始畫的也是這個丁字路口,後來還是改掉瞭。”杜匯這樣說。的確,上世紀九十年代,杜匯的青少年時期,北京的麥當勞並不多,對於那時的孩子來說,去吃一次是一件“特別牛的事”。

新街口與杜匯有著深刻聯結,他告訴記者和馥樂,直到現在,新街口肯德基附近的一傢繪畫培訓機構還在臨街櫥窗裡掛著他在這裡學畫時的作品和一張他“蹲在海邊”的照片。杜匯的語氣中還有一絲熟人間才會有的、坦蕩的小得意。“自來熟”,也是北京生活給杜匯帶來的性格氣質,或者說是技能。

2兩人對後海的創作“分歧”最大

在杜匯看來,很多他的同齡人身上確實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們有些懶惰、不太上進,太圖安穩。杜匯覺得“作為北京的新鮮血液,咱是不是可以有點活力”,所以杜匯此次的畫作就突出瞭一個“像”,希望能夠用這些一望即知是哪裡的景觀,“從個人出發,希望通過我的小角度,喚起同齡人的生動記憶,喚起年輕人身上應該有的活力,該有的‘這種勁’。畢竟北京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其中的年輕人應該是朝氣蓬勃的。”杜匯希望同齡人,哪怕隻是他身邊一起長起來的各行各業的“發小”,都可以找到特定的方式來書寫自己。

最後,馥樂在畫面中呈現瞭後海水面映出的燈紅酒綠和紙醉金迷:“手裡還有一點金粉,就用在這幅畫上瞭。”杜匯則固執地畫著他回憶裡的後海、他曾經失足跌落的水面。

近日,“北京日子”畫展在前門茶兒胡同“身體記憶館”開幕。這次小型畫展的兩位參展藝術傢是來自北京的青年畫傢杜匯和來自臺北的青年畫傢馥樂。二人針對十二個在他們心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北京景觀分別進行創作。杜匯采取瞭油畫的形式,偏重寫實;馥樂則用丙烯在亞克力板上進行創作,較為抽象。

十二幅作品中,兩人最大的“分歧”是對於後海的認知。杜匯和馥樂去後海那日的行程是大楊傢胡同、新街口、北海公園、故宮等地,以至於馥樂不太理解杜匯為什麼又帶她來到一處“公園”。

杜匯講瞭他同學的故事來佐證:為瞭鼓勵孩子好好學習,同學的媽媽許諾,隻要考試考得好,便給這位同學買一盒麥當勞的薯條。杜匯的同學努力學習,最終如願以償,他也十分珍視這種獎勵,吃完之後把薯條盒弄幹凈,粘在墻上。“我記得那同學粘瞭一面墻的薯條盒,裡面還能放各種東西,比如遙控器、皮筋一類的。”杜匯現在回想起這些事情還記憶猶新,語氣裡帶著一點回味、一絲敬佩。

北京晚報

在北京長大的孩子都去過北海公園,杜匯在這幅畫上畫瞭白塔以及沒有遊船的湖面:他特意拿掉瞭畫作中人為的東西,還原事物的本來形態。通過這種更為客觀的樣態勾起觀者的回憶或台中北區月子中心評價者思緒,引導人看進去。馥樂則對北海公園湖面上遊弋的船隻印象很深,所以她特意用兩塊亞克力板完成瞭這幅作品:一幅隻有綠色的山,而另一幅則有大小、顏色各異的船隻,兩幅重疊,便是她印象中的北海公園。在北海公園的遊船中,“鴨子形的船”讓馥樂印象最深。

杜匯的十二幅畫色調偏暗,因為他印象中的北京就是“灰色的”,在杜匯開始關註周遭環境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的“顏色”確實是以冷色系為主。馥樂則大多采用瞭鮮亮的顏色,來表現她所期待的活力。這種明亮的感覺,正是她對北京的第一印象。

展覽選在瞭前門茶兒胡同中的一傢叫做“身體記憶”的手作身體模型小店。二位畫傢選擇這裡的原因,一方面是與這裡的負責人關系好,佈置起來很輕松;另一方面,前門地區的胡同作為北京生活形態樣本所特有的氣質也與展覽的氣質很契合。

一個人通常會采取什麼手段闡發他對一座城的感情或者理解?晉陸機有雲:“挫萬物於筆端。”大抵文人以文筆寫詩文抒發胸臆,而畫傢則用畫筆來反映所思,把一座城中與他們聯系深刻的點滴投射在紙面、畫佈之上。對於在北京土生土長的“85後”青年畫傢杜匯來說,陸機所雲,再恰當不過。最近,他與來自臺北的同齡人、畫傢馥樂一起在前門茶兒胡同舉辦瞭名為“北京日子”的畫展。

3臺北姑娘第一眼就愛上北京

來自臺北的馥樂很喜歡北京。幾年前,她完成瞭在愛丁堡的學業,開始長途旅行,其中一站就是北京。馥樂下飛機後搭乘地鐵,一出地鐵,當她看到北京的藍天和白雲時,頭腦裡有瞭第一印象:這就是想象台中東區月子中心評價中北京的樣子。

旅行過後,她前往日本山梨縣做駐地藝術傢,其間她對北京念念不忘,不時在網絡上搜索這樣的關鍵詞:“北京”、“藝術工作”。後經朋友介紹,馥樂如願來到北京一傢畫廊工作。最近,她選擇瞭辭去這份工作,住在北京專心創作。

記者第一次見到兩位畫傢是在他們為畫展舉辦的分享會上。分享會在北鑼鼓巷附近一個小院裡舉辦,記者來到這裡時馥樂戴著遮陽帽,在場地中與人聊天。杜匯則是在院外的胡同裡抽煙,盡管之前已經在網上看過他本人的照片,但記者卻沒在第一眼認出他來:照片中站在展館裡的杜匯,文藝氣息極濃,而胡同裡的杜匯更接地氣,與周遭的環境沒有絲毫違和感——就像在傢門口站著。

作為畫傢的馥樂覺得“北京有柏林的感覺”。在她看來,藝術傢在北京的生活消費和成本比較低,這裡有較強的包容性,藝術氣氛很活躍。“相較於上海,學術氣氛好很多。很多實驗性的作品在這裡也蠻容易做成,人們也越發接受這些東西。”目前正在舉行的第二屆北京畫廊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較上一屆有瞭很多改觀和進步。很多展覽很有水平,與歐洲一些大城市已經差距很小瞭。

記者在和他們的對談之中,也得見他們與這座城市之間的互動以及由此而生的感觸: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城中人的性格又或多或少被其影響,所謂風土人情大抵如此。

在北京,馥樂也有類似杜匯“秘密基地”的“小角落”。在費傢村工作的時候,夜晚很長,馥樂常跟同事去附近的馬泉營公園,每天晚上同一時間都會看到很多“大媽”在那跳交際舞,這讓她覺得很生活化、很有趣。馥樂也說,雖然不確定未來會一直在北京,但到目前為止她都很喜歡這裡。

4用畫喚醒同齡人的活力

馥樂對比在英國時遇到的一些不務正業的國內“富二代”,發現在北京遇見的人則“完全不一樣”。說到這裡,杜匯在一旁補充道:“因為能來北京的人都挺要強、挺想往上走的,凡是能來北京的,都一定是想在北京紮下去。”正是這些要強的人,讓杜匯對自己這一代北京“土著”產生瞭思考。

在大楊傢胡同(杜匯的姥姥傢在這裡,和許多“85後”孩子一樣,杜匯的童年也是在祖輩傢中度過的)的畫裡,杜匯就畫瞭曬在胡同裡的被子,而馥樂則畫瞭一間平房的氣窗。在很多有過胡同生活經歷的人看來,能夠於胡同的犄角旮旯之中找到一個晾曬被子的地方,既需要慧眼,也需要街坊鄰裡之間的默契;作為旁觀者的馥樂則覺得透過屋簷下的氣窗可以從特定的角度一瞥屋內的景象:有的是晾曬著的衣服,有的是屋中掛著的裝飾物,這些恰恰構成瞭她心目中胡同生活的味道。

杜匯從小就在胡同裡生活,待人客氣,特別能侃。至今他還會扶著腰給別人講他幫姥姥、姥爺從平板車上搬到院裡的冬儲大白菜和蜂窩煤有多沉。十幾年北京城的胡同生活經歷讓杜匯看待故宮的視角都跟別人不太一樣:在絕大多數人眼中,故宮是旅遊景點;在合作夥伴馥樂的眼中,故宮是仍然能夠從建築中感受到往昔皇傢威嚴的紫禁城;但在杜匯的眼中,故宮是他兒時晚上遛食的必經之地。在這次展出的作品中,杜匯所畫的正是昏暗暮色之中被護城河圍繞的故宮角樓,而馥樂則用黃色的亞克力板做底,勾勒出瞭亮色調的角樓和藍色的河水。這就像很多西城人覺得“動物園”是看動物的,而其他人則多認為“動物園”代表瞭服裝批發市場一樣,隻有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才會與這裡有著與旁人大相徑庭的視角與聯結。

采訪結束,記者和杜匯、馥樂一起走出屋子來到茶兒胡同裡,杜匯走在前面,即便是在下著雨雪的胡同中,他也走得很快。雖然他大學畢業之後就不在胡同住瞭,但是對於胡同的熟稔與親切卻歷久彌新。

胡同給杜匯留下的痕跡不僅是對這裡的熟悉,也影響著他的心態:“畫畫這事確實不能急,現在就是先把自己的畫琢磨明白,慢慢來吧。”一行三人便來到瞭大路上,杜匯旋即辨出瞭方向乘車回傢去瞭。馥樂也熟練地上瞭地鐵二號線準備換乘。春雪之中的北京,二人行色匆匆,和這座城市的氣息如此同步。本報記者袁新雨J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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